1902年，张之洞举行慈禧太后万寿庆典，时为张之洞幕僚的辜鸿铭感叹：“满街都是唱《爱国歌》，未闻唱《爱民歌》者”。
1901年9月7日，丧权辱国的《辛丑条约》订立。同年10月6日，慈禧太后从西安动身回京。当时火车只通到直隶正定，其余路途，皇室一行都乘黄色的轿子，随行人员包括大批骑兵卫士、官员、太监和仆人。行李车队非常壮观，大约有3000辆马车，插着旗子，披红挂绿。这场面，连见多识广的英国记者莫理循都觉得太过分。
对在中国大地上逞威的列强，清朝统治者则是低三下四，曲意逢迎。上行下效，各级官员一意媚外，唯恐惹恼列强，有的还将其视为靠山。很多地方官员依旧闭目塞听，昏聩愚昧。1907年7月，俄国人阿列克谢耶夫到了开封，河南巡抚设宴款待，席间谈到了俄罗斯的西伯利亚，身为一省之长的巡抚竟一无所知，对刚结束不久的在中国东北厮杀的日俄战争也麻木不仁。这名俄国人不由得感叹：“我已经不是第一次见到这种消极怠惰的愚昧无知了。”
20世纪初年，清朝政府阿谀奉承，洋人在中国更是趾高气扬，耀武扬威。只有在罕见人烟的新疆罗布荒原，外国人惊讶地遇到了不知朝廷变故，仍坚持盘查他们的地方官员。这令1907年在当地考察的英国人斯坦因大为惊诧，因为此前他在中国所到之处，各级官员无不唯唯诺诺，从不敢拂其意，根本不用出示护照，唯独在这异常荒僻地带，却遇到了恪守职责、维护国权的清朝官员。
《辛丑条约》后，清朝政府多方取悦列强，同时想通过推行新政，维持其统治，然而清皇朝已病入膏肓，不废弃君主专制制度，只做一些枝枝节节的变革，是无济于事的。1902年，张之洞照例举行慈禧太后万寿庆典，时为张之洞幕僚的辜鸿铭感叹：“满街都是唱《爱国歌》，未闻唱《爱民歌》者”；并联词成句：“天子万年，百姓花钱；万寿无疆，百姓遭殃。”闻者无不愕然。
另一方面，新政启动后，看起来似乎颇为热闹，但在实际执行时，各级官员大多敷衍塞责，应付了事。1899年10月6日，慈禧召见盛宣怀时就曾抱怨：“现今毛病在上下不能一心，各省督抚全是瞻徇，即如州县官案件尚不肯说真话。”她在世并启动新政时，中央政府的权威尚在；载沣上台后，则大不如前。如果从当时各地督抚的奏折来看，几乎无不表示赞成并认真推行的。但事实上，有些督抚实际上并不赞成。
中央的新政费用向各省摊派，各省的新政费用向州县摊派，最终无不落到百姓头上。一方面是庚子赔款后极严重的财政危机，另一方面则是官吏的津贴、办公费用激增，恣意挥霍享受。于是各级官吏上下其手，巧立名目，大肆敲诈百姓，中饱私囊，民众苦不堪言。德国在华传教士卫理贤曾描述：“满洲贵族利用当时的混乱为自己谋利益，改革措施争相出台，可是钱花了一大把，却不见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。这种状况又在全国内造成普遍的不满，为了对付一个接一个的改革法令，地方官员不得不在当地搜罗钱财。”
法国陆军部档案载，连当时在北京的法国外交官也观察到新政举措与政府财力的脱节，认为这是很危险的。一方面是财政拮据，一方面却是借新政想方设法从中谋私利者大有人在。也有人则趁新政各类机构设立之机，想方设法安插亲友，结党营私。于是官府对民众的盘剥有增无减，当时许多苛捐杂税是在推行新政的名义下陆续新增的，不少还是由地方官吏以至当地劣绅自行添收的。
与此同时，官场腐败愈演愈烈，清末大臣那桐曾负责监修某项工程，与他共事的同僚对公然收受贿赂尚有顾忌，那桐竟反加嘲讽，自称：“你是个大姑娘，贞节要紧，我则早非完璧，不在乎此矣！”难怪在武昌起义后，清廷行将崩溃时，隆裕太后面对众王公大臣哀叹：“予三年中深居宫中，不预外事，一般亲贵，无一事不卖，无一缺不卖，卖来卖去，以致卖却祖宗江山。”言至此，失声大哭。